王瑞珠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两会期间，我与王瑞珠院士就改革话题进行了访谈。部分访谈内容发表在3月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以下是足本访谈，内容经过王瑞珠审定。
方可成：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改革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您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力量跟过去比起来，是否在衰退？
王瑞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我个人感觉这一方面的进展很不理想。我认为，一定要把握时机，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社会矛盾会越积累越大，甚至经济改革的成果都会因此丧失。
上次开会时我在发言中说，奥巴马的就职演说里面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肯尼亚留学生，当时尚不能和白人在一个餐馆里吃饭，到他就入主白宫了。在美国，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这样的进步。反观我们，五四时期就提德先生、赛先生，到现在快100年了，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还需要勇气，甚至因此成为年度风云人物，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方可成：您是工程院院士，是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家，为什么会对政治改革的问题感兴趣？
王瑞珠：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会关心。四号那天开联组会，李克强副总理最后跟我们握手告别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是学理工出身的，但今天我要为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说几句话。过去我觉得科技能救国，但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我才深深体会到，只有政治能救中国。因此我希望他及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能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在学术的研讨上，不要设禁区。
现在人们只强调科学技术方面要解放思想，要创新，实际上对于社会科学是同样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要你是站在真理这一边，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应该允许人们发表各种意见，包括治国方略，都可以进行探讨。
全国解放那年我9岁，可以算是红旗下长大的，一直受党的教育。过去在学校里我不太过问政治。但1981年出国后（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二批国家公费留学生），思想上开始有很大触动。因为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西方国家对我们很感兴趣。一些外国朋友（都是很友好的人士，包括大力协助我们出去的一些学者），常常（有的只是出于好奇心）就我们国家体制等提出一些想了解的问题。这时我才发现，很多问题，包括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比如权利和义务等等，我们都答不上来。几十年的教育，过去从不认为有问题的地方，被人家一句话就问倒了。连自己也觉得逻辑上说不通，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从那以后，我才感到：中国要想富强，要想振兴，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说老实话，知识分子并不很在乎个人名利，而是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考虑比较多，觉得有责任。我接触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
方可成：您认为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王瑞珠：当然是来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国内不可能有其他力量来主导这件事。具体做法恐怕只能是先实现党内民主，再逐渐扩大到整个国家。我不是党员，无法对此进一步评说；但作为公民，人们当然对执政党寄予最大的期望。
方可成：您怎么看改革的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
王瑞珠：我还是持乐观态度，这是国际大环境使然。过去是以阵营老大为榜样，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整个世界，包括伊斯兰国家也都在朝着民主方向走，这个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是人类的共识。在这样的世界大潮下，我觉得前途还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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